記者｜張愷丰 編輯｜陳信安 設計｜顏吟竹
一隻虎斑貓四處嗅聞，小心翼翼地吃著排列有序的罐頭、肉泥，步步踏入以毛巾覆蓋的誘捕籠中。「哐噹！」一聲，虎斑就被困在籠中，蹲點誘捕（Trap）工作完成。抓紮人艾瑪（匿名）立刻打電話聯繫幾間獸醫診所，詢問是否能執行絕育（Neuter）手術？但當天剛好都沒有籠位供虎斑住院。艾瑪只好聯繫熟識的朋友，請他幫忙中途一晚，待配合TCCP的獸醫院有籠位釋出時，再將虎斑送去絕育。
所謂的TCCP註一，全稱為「街貓友善照護行動方案」，是一項臺北市自2015年開始推動的政策。動保處強調，TCCP是在原本TNR的基礎上，加強對絕育回置街貓的領域照護，包括乾淨餵食、施打狂犬病疫苗等，以利貓隻後續的族群追蹤。
艾瑪曾加入此政策成為志工，協助社區執行街貓TNR註二，至今已累積抓紮超過百隻街貓，甚至曾帶著誘捕籠與罐頭，隻身跑到山上蹲守到半夜三點。問起他做這些事情的初心，他說他曾相信TNR能讓街頭不再有流浪貓；但後來發現貓會移動，若沒有高強度的絕育，很難達到他期望的清零目標。而且作為志工，比起實際執行TNR，這幾年他反而花更多時間在處理人的問題，與不守規矩的餵養人交涉、與掌握貓咪出沒資訊的人溝通，或者聆聽並試圖滿足不同人對現況的期待。
像是他曾遇過某戶人家以廚餘餵食街貓，影響他的抓紮工作與貓咪身體健康。雖然後來請了動保員協調，但因餵食點是該戶人家的前廊，屬於私人領域，最後也不了了之。艾瑪直言，動保處主推TCCP，但連志工執勤受到民眾干擾時，也無法給予志工足夠的援助，「他（動保員）就是告訴我有去溝通過了，有需要幫忙再說。」
看不見參與TCCP對控制街貓數量的希望，加上未感受到動保處作為公部門的支持，艾瑪逐漸筋疲力盡，決定退出TCCP，只在自己的守備範圍內長期蹲點抓紮。去年（2023）也有議員指出，近年參與TCCP的志工人數減少，街貓絕育數量也降低，認為政策成效不彰，呼籲市府提出更多補救方案⋯⋯
註一：Taipei（臺北市)）Cat（街貓）Care（友善照護）Programme（行動方案）
註二：TNR為Trap（捕捉）、Neuter（絕育）、Return（原地回放）的縮寫。
社會重視程度不如犬，被忽視的街貓管理
近年遊蕩動物的管理問題引發不少討論。從源頭管理、抓紮到收容，大至政策制訂；小至方法操作，不同利害關係人之間，存在相當分歧甚至對立的觀點。根據農業部2022年全國遊蕩犬估計數調查資料，遊蕩犬的數量大約落在15萬9千多隻。而動物保護司表示，因人貓衝突相較犬少，且貓多藏於隱蔽處，不如犬容易觀察統計，因此近年有關遊蕩貓的數據皆付之闕如。
不只是數據的缺乏，遊蕩貓對環境、生態潛在的影響為何？也較少受到社會關注，各地方政府的管理方針更大相逕庭。
動保處引用美國人道協會的資料說明，具繁殖能力的母貓一年生3次；一次可生約4到6隻小貓，繁殖力更勝於犬。目前主管TCCP業務的動物救援隊隊長林庭君也補充，貓只要受到刺激就會排卵，稱為「誘導排卵」，不像狗一年就是生2次，「生理上貓更會生」，顯示有妥善管理數量的必要。
貓的狩獵對象多為鳥類、齧齒類、蜥蜴、青蛙，對野生動物而言，其威脅力不亞於犬。此外貓亦有傳播疾病的隱憂，比如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顏士清，與其研究團隊2017年在陽明山流浪動物的調查中，就發現麝香貓、白鼻心患有弓蟲病。因弓蟲需要貓科動物才能產卵、傳播，加上該區僅有一種貓科動物，故他肯定地說道：「這（弓蟲病）一定是由貓傳染出來的」。
方被誘捕入籠、尚未絕育的虎斑街貓。圖片來源：窩窩｜張愷丰攝
雖近年社會多在談論遊蕩犬對公共安全、民生經濟帶來的影響，政策也多著重於解決人犬衝突。但實際上街貓對社區、環境造成的問題仍不容小覷，像是貓咪半夜求偶的噪音、爭奪地盤噴尿等。
時任動保處技正的翁綉雯指出，以臺北市來說，街貓繁殖可能衍生的問題，包括善心人士錯誤的餵食方式，造成居住環境的汙染。「可能用新鮮的食物（餵貓），放著人就走了。如果天氣熱，嚴重可能滋生蚊蠅。後來也沒有去清潔，附近的民眾就會覺得餵養人只會把環境弄髒。」翁綉雯解釋，一旦貓的繁殖數量過多，除帶來環境髒亂，若跑到民宅、車底，也會使部分民眾感到不滿，「可能一開始看到一兩隻還很可愛，後來太多就覺得很可怕。」
臺北市常見的人貓衝突。資料來源：臺北市動保處 製圖：窩窩
從TNR到TCCP，臺北市的政策變革
2005年，臺北市政府第一次由市長開會，決定成立專案小組解決街貓問題。隔（2006）年試辦街貓TNR方案，以鄰里為單位執行，大安區共2里簽署，完成75隻街貓絕育。在這些里內誘捕到的街貓，絕育後會原地回置，希望藉此達到生育控制的效果。
為什麼選擇以TNR的方式管理街貓？翁綉雯說，動保處借鑑了香港愛護動物協會（SPCA）的貓隻領域護理計劃，以捕捉、絕育，取代傳統撲殺的管理模式，對街貓也比較人道。「香港跟臺灣都是東方人，大家生活習性比較接近，以香港模式執行，比較符合臺灣人的需求與習慣。」
但當時零撲殺政策還未上路，若收容所量能滿載，又沒有民眾認養時，動保處抓到的街貓就會被安樂死。時任林業試驗所研究人員的山夢嫻說，因為貓會移動，實際上就可能出現，「貓從有簽TNR的里跑到沒簽的里」的狀況，故簽署TNR鄰里內的貓仍會面臨被安樂死的風險。
山夢嫻認為，2012年社群媒體的興起，使TNR一詞逐漸走進大眾視野。包括當時有民眾開始拍攝猴硐、淡水的街貓，分享在臉書等網路平台。同年發生的伯爵山莊虐貓案，也增加民眾對街貓及絕育政策的瞭解。
「最大的接受點我覺得是2013年十二夜，」山夢嫻表示，十二夜電影的上映，讓遊蕩動物的議題走入大眾的視野，動保議題也成為選舉的政見內容。比如2014年為臺北市長候選人的柯文哲，就提出北市流浪犬TNR的政見。加上後來零撲殺政策上路，收容所的收容量能有限，TNR更成必行之策。
不過2015年以前的街貓TNR，並沒有現在TCCP所強調的追蹤跟照護，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政策調整？山夢嫻說，隨著人犬、人貓衝突越來越多，TNR慢慢變成帶有負面意涵的詞彙。她指出，名稱的改變可以降低大眾對街貓管理政策的負面認知，甚至「我可以說我叫TCCP不是TNR，減少被（網路）搜尋到。」
另一方面，原本的TNR政策也沒有包括餵食的觀念，直到TCCP上路才被囊括進去。山夢嫻推測，TCCP之所以會強調乾淨餵食，是由於參加TNR的志工多以會餵食的愛爸愛媽為主，動保處這麼做，「等於幫助志工順利T到貓」。
林庭君說明，TNR與TCCP內涵上非常相近，「我們的目標都一樣，捕捉絕育，施打疫苗後回放。」TCCP在回放後，就會由志工進行後續的領域護理與照顧，而乾淨餵食可同時照護街貓，維持社區環境清潔，為街貓做好公共關係，避免民眾因餵食街貓導致的環境問題，對街貓有負面的印象。但她認為兩者實質上沒有太大的不同。
TNR與TCCP的差異。資料來源：臺北市動保處 製圖：窩窩
TCCP政策發展脈絡。資料來源：臺北市動保處、山夢嫻 製圖：窩窩
不論是TNR或TCCP，本質上都是在捕捉貓隻後進行絕育並原地回置。
動保處官網強調，歐美日港澳等先進國家過去20年使用撲殺管理街貓數量失敗，「證明撲殺只會浪費政府經費，毫無減少數量的效果。」撲殺街貓無用論在於真空效應（vaccum effect），即便短期將一區的街貓移除，其他區域的街貓也會受食物與地盤吸引、進入。此外在食物鏈的環節上，若移除街貓，老鼠、蟑螂將大量繁殖。
除了減少數量外，動保處也預期透過TCCP政策達成：貓隻造冊以利後續追蹤、提升居民生活品質、注射疫苗增加狂犬病防線等效益。
在執行上，動保處與民間合作，鼓勵當地居民與志工加入TCCP。動保處指出，「街貓生性謹慎，警戒心強，不容易捕捉」，需要民間的力量，藉由志工定時餵養與街貓建立信任關係，才能落實控制街貓的成效。
TCCP預期效益。資料來源：臺北市動保處 製圖：窩窩
不只是抓貓來紮，眾多協力的TCCP
街貓就生活於你我居住的社區周遭。在戶外看到街貓，可以留意其耳朵缺角的方向，左側為公貓；右側為母貓。若未剪耳，很有可能就是民眾放養的家貓；抑或尚未絕育的流浪貓。
然而，民眾若想用政策的公費為街貓抓紮，需通過層層考驗。首先得參加動保處舉辦的志工培訓課程，加入相關協會註三，才能領證成為TCCP志工。臺北市流浪貓保護協會發布的刊物指出，TCCP志工需要與社區居民溝通，維護里內環境的整潔，輔導餵養人乾淨餵食，並維持社區的絕育率。
在2023年政策未調整前，TCCP是以鄰里為管理單位，志工除可能需向當地里長、里民交流，瞭解該地街貓的活動情形外，實際抓紮前亦需說服里長簽署同意書，才能在里內進行TNR誘捕工作。這項政策的設定，也導致TCCP志工只要簽了一個里，當該區里民反應有關街貓問題時，志工就會被動保處請去瞭解狀況。
對此，志工阿杜表示，「我去簽的（鄰里）都要我處理，後來就不想簽那麼多。」
不僅要處理人事，志工實際抓到貓後，還得將貓送到上述相關協會簽約的獸醫院做絕育，待術後安置時間一到（公貓三天、母貓七天），再回醫院把貓帶至原地放置，如此才可能申請到動保處的經費補助。
配合TCCP多年的長沁動物醫院獸醫師張婷婷說，志工將街貓帶到獸醫院表示要使用公費絕育後，獸醫師進行完手術，會拍攝街貓術後的照片，並貼到流程紀錄表，提供志工交由協會核銷。而動保處補助的款項要等到近半年才會收到，甚至照片若沒拍清楚，醫院也可能收不回補助。
若申請TCCP經費絕育，獸醫師需要在進行絕育手前後拍照紀錄，圖為已絕育公貓。圖片來源：受訪者提供
TCCP流程紀錄表。資料來源：臺北市動保處 製圖：窩窩
由此可以看出，TCCP政策牽涉了動保處、里長、志工、獸醫師、協會團體以及地方居民等利害關係人，彼此之間相互拉扯、眾聲喧嘩。
註三：根據動保處資料，申請TCCP補助案者，需為臺北市執行誘捕絕育回置工作之合格登記團體。
浮面絕育數據之下，難以驗證的族群減量成效
翻閱動保處TCCP官網公布的資料，可以發現在上述機制運作下，近年絕育貓隻的數量，從2020年到2022年有下降的趨勢，在2023年又稍微回升，平均一年絕育3000多隻。而動保處投注在TCCP的經費資源，則受市議會每年撥款數有所波動，長年維持在500萬到700萬之間。
TCCP絕育隻數、絕育經費變化。資料來源：臺北市動保處TCCP官網、決算書 製圖：窩窩
然而對街貓總數評估，2021年動保處委託臺灣大學空間生態研究室進行的街貓調查顯示，臺北市街貓的數量大約落在9,061到16,780隻。若與2013年的資料相比（4,879隻），竟成長了近兩倍之多。
空間生態研究室調查員分析，街貓的來源可能包括：養貓人口增加，走失、棄養的貓隻數量隨之提升；TCCP延長貓隻壽命，外圍遷入的貓被妥善照顧，讓族群成長。在絕育率估算上，不論有無執行TCCP的鄰里，絕育率均為68%。對此調查員回應，該研究是從2021當年度執行的TCCP里做分析，但TCCP的實施里每年有所異動，且調查時團隊也曾遇到已剪耳但貓隻懷孕；已絕育未剪耳的貓，因放養導致資料誤判等情形，故該數據並非絕對，無法以此推斷TCCP有效與否，「因為實際上也不可能把每隻貓都抓起來。」
調查員進一步解釋，由於兩年度的調查方法註四與族群估算方式不同，2021年與2013的資料，不一定有可比性。當初團隊在實驗設計上，也不是為了TCCP設計，無法以此份數據證實TCCP效果。此外成效也有很多可以討論的面向，光看街貓總數未必能反映真實。比如TCCP讓居民認識到社區所列管的貓，也是一種成效的表現，「沒辦法直接說好或不好，我覺得它是有個光譜在的。」調查員說。
不過細究研究結果，無論採用何種方法，都顯示街貓數量有不減反增的現象。調查員補充，「其中一個估算方法是看近3年內執行TNR的數量，假設街貓存活大概3年，累計下來就至少9千隻個體；另一個是用調查數據反推到整個臺北市地圖。兩個方法都比2013年高蠻多的。」
顏士清則建議，TCCP是以里為單位執行，但不同鄰里的執行強度有所差異，因此難以直接用總數衡量TCCP成效，「或許可以把它切成比較小的單位，用一樣的調查方法，比較之前跟之後，才能得到科學的評估結果。」
造成街貓數量成長的原因。資料來源：臺灣大學空間生態研究室 製圖：窩窩
做了近10年的TCCP，尚未有詳盡的政策成效參考資料，而臺北市的街貓數量也未有明顯下降。對此林庭君解釋，街貓的數量控制，需達到八成的絕育率，才有辦法把數字往下壓。「可是在這個過程，當然數字還是會先上升，我們要一直紮一直紮，才可能慢慢趨緩。」她強調臺北市的街貓數量尚未走到高原期，僅在接近持平的階段，未來幾年會持續做數量調查，累積更多資料。
但山夢嫻認為，2015年TNR改稱TCCP後，雖強調街貓的追蹤與照護，近年相關的數據卻付之闕如。「你說餵養能進行追蹤，那你的數據呢？你有教志工追蹤嗎？」她指出，若TCCP真的落實完善，其實根本不需要空間生態研究室協助調查街貓數量。
我覺得很麻煩的是，沒有人細談它（TCCP）要怎麼細緻地做，大家只討論有沒有效。
山夢嫻表示，若動保處願意指派顧問，教導志工監測、紀錄街貓，並請里長協助推播TCCP資訊，讓里民對政策更加瞭解，將個人的餵養行為，上升到社區的公共議題，才能達到較好的管理成效。
TCCP尚未建立一套可檢視成效的標準，故其雖上路近十年，仍難宣稱有效與否。林庭君坦言，目前街貓的數量大到無法計算，但也許可以從清潔隊收到街貓的遺體狀況推估政策效果。「我們現在有跟環保局合作，臺北市的街道犬貓死亡後，會通知環保局，收起來後送到內湖的動物之家，我可以從死亡的動物推估絕育的比例。」
註四：2013年臺北市街貓數量資料來源為電話訪問數據／照相捕捉法數據；2021年臺大團隊使用的是穿越線調查法、定點調查法以及標記再發現法。
TCCP的下一哩路：追蹤管理的潛在困境
2023年後，志工抓紮不需里長簽署同意書即可執行，等於臺北市全區實施TCCP。林庭君直言，在政策制訂之初，就是要全區實施，但一開始很難做到，需要一些里長的配合。「可是現在我們已經在可執行的區域控制到一定數量，行有餘力可以再管那些里長不同意的地方。以前沒辦法，臺北市那麼多里，我總要有個開頭」。
阿杜分享，過去因執行TCCP需要里長的同意，導致志工可能把非TCCP實施里的貓隻數量，登記在有實施的鄰里內。縱然如此潛藏了街貓更難追蹤管理的隱憂，但林庭君表示，動物本身就會移動，很難確實掌握街貓行蹤，「你要如何確認貓咪在這兩個里之間不會移動？」因此，過去在政策執行上，只要確保回放的位置盡可能接近原捕捉地即可。
不過林庭君強調，在改為全區實施後，未來哪裡有街貓未絕育，都會落實捕捉、絕育、原地回置。阿杜也說，全區實施後，能提高志工在TNR工作上的彈性，一旦發現貓咪就可進行公費絕育流程，亦可避免一里的貓隻有狀況，大家都要來找該里志工的情形。但里長的角色、溝通工作並未因此式微。阿杜提醒，志工抓紮前還是要知會里長，以便後續的工作施行，「里長很有用，像土地公一樣，你去他那邊不拜碼頭怎麼可以？」
雖然全區開放對部分志工來說是助益，但其實整體TCCP的執行需仰賴志工的支持、鄰里的參與及獸醫院的配合，才能加強絕育強度。而近年志工參與人數卻不斷下降，成為成效不明朗外的另一項隱憂。2023年，臺北市議員王欣儀就批評，TCCP志工越來越少，導致街貓不減反增，要求市府針對志工、獸醫師需求提出補救方法，像是獎勵志工、補助車馬費，或宣導民眾投入等。
TCCP志工參與人數變化。資料來源：臺北市流浪貓保護協會 製圖：窩窩
對於王欣儀的指控，林庭君回應，動保處是透過獎勵補助方案，鼓勵協會團體參與，補助項目在起初寫得相當清楚，事後團體或志工發現花費變大，會希望更多補助。然而，要爭取經費勢必會排擠其他業務，需要審慎評估。
作為有多年TNR經驗的志工，阿杜說自己去年也沒加入TCCP，但可以用其他志工的名義，申請公費絕育補助，故並不清楚志工人數變化的意義。山夢嫻則認為，志工變少或許與資深志工體力下降、情感創傷有關。
TNR是關於活生生的生命，必須有重要的教育哲學倫理，比方懷孕母貓是不是要墮胎？今天貓非常瘦弱，在手術過程死掉了，我會不會創傷？
因此，當志工感到傷心疲累，加上年紀漸長，就可能順勢退出TCCP。
山夢嫻強調，志工人數降低是一個現象，但反映的不是個人參與與否的問題，而是政府在管理上面臨的困境，「TCCP延伸的挑戰是，北動保處到底要不要做一個完整詳細的TNR管理守則？或是輔導支持系統？」志工工作相當辛苦，又沒有任何薪水，若他們不願意參與，最後就是動保處執行，但林庭君也談到行政機關的困難，「我們動保處的人是全市府缺人缺最大的，這些吃力不討好的工作，補助的團體不做，我們這些領全薪的人做也是受不了。」
除了志工人數下降，TCCP街貓的責任歸屬也是一大難題。顏士清坦言，自己對TCCP政策雖未有深入的瞭解，但根據他的觀察，當TCCP的街貓生病時，誰該負擔醫療費用？當貓隻造成民眾財產損失時，誰要出面調解賠償？都是潛藏的問題。
艾瑪分享，自己曾聽聞街貓闖進汽車公司將車子刮花的情形，但因缺乏飼主咎責，最後也無疾而終。配合街貓絕育工作多年的士林區葫蘆里里長夫婦亦指出，一些餵養人不會想成為志工，就是擔心萬一街貓出事時，他們要承擔責任。
林庭君表示，動保法提到的飼主，是實際管理動物的人，但很多時候餵養人、志工沒有辦法支配這些動物，甚至是帶回家親近，需要保持一段距離，才能進行餵食，故很難從法理上認定飼主。而針對街貓造成的財損，林庭君說，「如果你的坐墊被鳥屎滴到，要去找鳥討公道嗎？」直言這些動物現況就是在「不是那麼自然的自然生態下的一份子」，民眾很難把「自然災害」歸咎到任何人身上。
TCCP政策實施近十年，尚未有明確的指標可衡量政策良窳。但現況卻存在貓隻責任歸屬不清、缺乏追蹤管理、參與人力下降等狀況。而哪些地區有所成效？哪些地區依舊街貓氾濫？決定管理狀況的關鍵因素是什麼？志工數下降背後反映什麼樣的問題？皆將在下篇揭示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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