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重大動物虐待案件發生，憤怒的群眾總希望能夠重罰施虐者，動物保護法也因此歷經多次修法，提高動物虐待的相關罰則。
動保法一次次修法加重處罰動物虐待，為什麼從不曾以最重2年刑期處罰施虐者？
記者｜洪郁婷 編輯｜蘇于寬、陳信安 設計｜蔡孟成
動物保護法1998年立法時，對動物虐待的處罰只有1至5萬元的罰鍰。2007年首度將「刑罰」納入，「虐待再犯」者處一年有期徒刑。並在2015年零安樂死修法時，虐待動物罰則改為「初犯」最高1年有期徒刑。但隨後發生的僑生虐殺街貓大橘子、海軍虐殺營區犬隻事件，促使2017年動保法再次修法，虐待動物的刑期由1年提高至2年。
2015~2021年動物虐待案件判決結果，高達96%的案件刑期皆在6個月以下、可易科罰金，定罪率僅7.8%。製表｜窩窩
目前動保法對動物虐待致死或重殘，最重可判2年有期徒刑，如果案情重大以「藥物」、「槍械」造成2隻以上的動物重殘、死亡，則可判至5年有期徒刑。
上述案件都發生在動保法加重處罰後，儘管涉及多隻動物生命，最高也僅判6個月有期徒刑。
動保法加重虐待動物刑責之修法進程。製表｜窩窩
最高可判2年，判決卻在6個月以下？
窩窩分析2014至2021年共138件動物虐待案，有123件（96%）刑期都在6個月以下、可易科罰金。為什麼動保法一再加重虐待動物刑度，但實際判決結果「似乎」未能真正重罰施虐者？
當法庭上雙方各執一詞，只能依靠證據和邏輯來重建犯罪事實，才能讓法官從案件情節來決定判刑的輕重，導致案件輕判的可能原因有三：
原因一：有待加強的動檢員法律論述力
當動保案件可能涉及刑案時，動檢員必須將移送書、報告書以及現有的證據交給檢察官，由檢察官指揮調查工作。而動檢員提供的資料是否足夠檢方釐清案情，是影響案件判決的第一個因素。
資深動檢員阿傑（化名）曾認為，成敗的關鍵在於前面調查證據的累積，他以2015年一起「不當飼養案件」為例。飼主將兩隻流浪犬以鐵鍊拴在一處廢墟，每隔兩三天才給一次吃剩的便當和水，時間長達兩個多月。因為長期飲食條件不佳，加上飼養環境髒亂，兩隻狗狗被發現時非常瘦弱、全身都是寄生蟲，重度營養不良加上寄生蟲造成的貧血，獲救後仍不治死亡。
本案依動保法25條虐待動物罪嫌移送地檢署，動檢員提出動物健康報告作為證據，然而飼主聲稱，覺得流浪狗很可憐才會把牠們鍊起來飼養，也提供了食物和飲水，不是故意要傷害動物。
動物雖然受到傷害但飼主非故意，檢察官認為並未違反動保25條——「故意傷害或使動物遭受傷害，致動物肢體嚴重殘缺或重要器官功能喪失」，做出不起訴處分。本案最後僅能以動保法30條「不當飼養」處以罰鍰。
動檢員都是獸醫師，叫他們治療或解剖，都比問對問題容易。
阿傑說明，動檢員舉證時往往著重在動物受害的程度，卻忽略了法律論述的重點。就本案而言，動檢員問案重點在於——飼主是否刻意傷害動物。
飼主有沒有想過餵太少，可能會讓狗營養不良？為什麼覺得自己餵的量足夠？是否觀察到狗變得衰弱？多久觀察一次？有沒有想過不要鏈綁，讓狗有機會逃離惡劣環境？若飼主注意到狗狀況不佳，卻未改善照顧動物的方式，放任動物健康惡化。就有機會被認定「故意」虐待，可依動保法25條起訴。
原因二：量刑從輕，非動保案件獨有
對於動保案件判決結果集中在6個月以下的現象，苗栗地方檢查署主任檢察官莊佳瑋表示，判決集中在6個月以下，其實並非動保案件獨有。
對照其他刑度與動保刑案差不多的案件，例如普通傷害罪或酒駕，大部分也都判在6個月內。如果是更重的刑度，例如10年以下、3年以上的縱火罪，也很難判到10年，通常判在3年半左右，剛好比最低刑期高一點。而根據司法院量刑資訊服務平台資料，2016~2017年普通傷害罪最高可判3年，但平均有期徒刑只有4個月。
刑案的被告通常都是初犯，法官會願意給機會改過，不會第一次就重判。以酒駕來說，最高可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根據莊佳瑋的經驗，通常法官第一次會判在6個月以下，大概到了第三次才有機會被判6個月以上。
「同樣的案件即使換個法官來判，基本上都不會差太遠。」為維持司法公信力，類似案件的量刑差異不能太多，莊佳瑋解釋道。
對照普通傷害罪與故意動物虐待罪，可發現法官平均量刑都在6個月以下，屬於可以易科罰金的範圍。製圖｜窩窩。
每個案件各有其特殊性，法官會綜合評估各項條件來作為判決輕重的依據。資料來源：司法院量刑資訊服務平台
原因三：法官「自由心證」太自由？
很多人聽到「自由心證」就認為法官可以不受拘束，想怎麼判就怎麼判。不過根據臺灣高等檢察署解釋，「自由心證重點在於賦予法官獨立判斷空間，不受不當干擾。法官在判斷的過程，並不是全然無拘無束，仍然要遵守論理法則跟經驗法則。」
不過法官的個人經驗也可能影響自由心證。臺大法律系教授林明鏘解釋，法官不是只辦虐待動物的案子而已，看多了其他案件大奸大惡的人，「他會覺得虐待動物小case啊！殺人才重要，殺人、酒駕才嚴重，虐待一隻狗狗死了又怎樣？」
臺南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吳宗憲也認為，法官本身沒有接觸動物保護的理念或是不那麼重視動物，的確比較有可能會輕判。同樣的證據，動保人認定是「蓄意」傷害動物，但在法官自由心證中則認為還有其他意外的可能性，而故意和過失的認定，更直接影響了量刑的輕重。
2018年發生在苗栗的叔姪殺狗案為例，一審無罪，二審則改判有罪，兩者之間並沒有新的罪證，或可說是法官自由心證的展現。二審法庭重新檢驗證物後，在證人證詞、扣押物品、現場照片和犯人手機裡的照片中，發現屋內遺留的一條綠色尼龍項圈，是被領養的犬隻之一所配戴，從而認定三人確有殺狗的罪行。
重判案件的可能性
找出動保案件輕判的原因，就更有機會讓虐待者負上法律責任，為動物討回公道。
動物案件要重判，必須要證明案件情節更重大、受害的動物更多、手段更兇殘等等。需要更詳盡的證物採集，也需要動檢員更紮實的法律論述以及法官對動物受虐的同理心。
下一篇將討論動物虐待案件的法律限制以及刑期6個月以上的判決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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