餵～是我的自由！礙到誰了？
我也沒有不喜歡狗，但拜託這些餵養人行行好，不要在路邊餵狗！牠們就聚集、逗留在這裡，造成附近住戶的困擾，每天回家都要提心吊膽的，小孩子也被跳蚤咬的滿腳紅咚咚⋯⋯
反對餵養的告示牌、標語、文宣，總能在全台的街頭看見。
「餵養流浪動物造成社區很大的反彈，以及我們在處理（流浪動物問題）的難度增加。但是我們能夠怎麼樣？餵養流浪動物沒有罰則，動保法沒有針對餵養有罰則。只有針對餵食動作造成環境髒亂，有廢清法來處分，但有時候舉證會有困難。」臺南市動保處處長吳名彬無奈地說著。儘管不乏許多民眾認為應禁止餵養行為的發生，但就現行法規來看，餵養本身並無不法。
從憲法的角度切進來看，一個人與動物之間的情感權，其實也是受22條保護的基本權利。
動物保護法律研究協會理事長顏紘頤律師說明，根據憲法第22條，人民其他自由權利只要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安全都屬於個人權利；「你為什麼要去禁止它，必須要有一定的原因，而禁止的手段必須要符合你的目的；不是禁止去餵養，而是禁止餵養產生的問題。」他再補充，當面臨國家整體社會利益考量時，便可基於相關緣由做符合比例原則的禁止或規範。舉例來說，現行國家公園管理辦法及地方縣市自治條例當中，便有基於保育或綠地管理等原因，對於餵食行為做了禁止或規範。
在國家自然公園、自然保護區可見禁止餵食的公告。
既然餵食屬於個人自由，也無犯法，那當事件發生時，為何總先發難於餵養人呢？
「餵養人的存在會讓一些本來的問題更難解決，但是不是他們產生問題，我覺得我們沒有答案。動物本來就在，搞不好跟你我都有關係。過去人在飼養的方式，也許放養、棄養，加上政策走向，這是社會需要共同去承擔的。」台灣之心愛護動物協會執行長劉晉佑提出經驗觀察，即便沒有餵養人，流浪動物天性仍舊會繁殖、發情期仍會有群體間打鬥吠叫的行為存在；為了生存也會自行覓食、翻找垃圾桶、留下排泄物造成環境上的髒亂等，這都無關乎餵養與否。
那餵養為何讓問題變得更難解決？高雄市動保處動物收容管理組組長李東融則分享道：「每個（高雄市）通報熱區我們去了解幾乎都有餵養，你沒有固定餵養就不會有流浪動物固定群聚，只要餵養的問題一解決，動物就會散開，民眾或許看不到了，就不通報了。」當流浪動物因食物而群聚於和人生活範圍緊密相鄰或重疊的區域時，看似不再挨餓，卻也更容易凸顯出牠們在街頭的風險與問題。
餵養造成的流浪動物群聚容易加劇哪些風險？
風險與紛爭的產生——餵養人，責無旁貸？
衝突發生之際，餵養人常成為咎責的箭靶。｜圖片來源：林寧峰
臺南漁光島，常住人口約2百多人，島上則有6至7組人在餵養流浪動物，里民經常投訴遭追車追咬、經濟動物遭損害，以及因餵養造成的環境髒亂；餵養衝突在該地越演越烈。
「餵養點的不適合、餵養數量沒有控管好⋯⋯造成跟社區民眾的衝突，甚至人犬衝突，我們都有一些案例。愛心人士在做餵養，造成（動物）去追、民眾受傷，你說要對餵養人咎責也很難成立。」臺南市動保處處長吳名彬如此說。動保法第七條明定，飼主應防止其所飼養動物無故侵害他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而從現象來看，雖可發現餵養會導致流浪動物群體行動的機會與風險提高，但實際上當受擾民眾要尋求賠償救濟時，卻常難以舉證事發流浪動物與餵養人的關係。餵養人算不算飼主？堪稱餵養下的世紀難題。
從現行動保法第三條來看，飼主指動物之所有人或實際管領動物之人；顏紘頤律師則解釋道：「法律實務上有兩種見解，一種認為固定餵養、知道餵養人是誰，且對這些動物行為可控制，那會是飼主，這是所謂的形式認定；另一種實質認定是，餵養人情感上必須要有把這些動物當成自己的去照顧。」由於不同檢察官及法官對於飼主的判定不一，加上現行零撲殺政策推行下，對於流浪在外的無主犬貓多採取結紮、施打晶片後而原地回置方式（TNR）。但施打晶片多僅是為了造冊紀錄，並不會執行寵物登記，以至於回置後即便有餵養、產生衝突。
餵養者是否需負擔起飼主責任，仍要回歸法律上的事實判定，難以概括定論或認定。
李茂生教授從動保法規面，談餵養人可能需負的飼主責任。影片來源：窩窩《TNVR入法行不行》
而針對餵養產生的紛爭，民眾除了尋求賠償救濟外，也會採取通報、希望政府移除，在收容所量能有限的狀況下，多採用精準捕捉與收容方式，意即僅優先捕捉產生問題的流浪動物。然而民眾常因受到驚嚇、視線昏暗等種種原因難以辨別問題犬貓隻；再者也會面臨通報民眾與餵養者對於問題犬貓隻的判定標準不一，形成在地的對立；而問題動物往往不易捕捉，可能發生捕錯動物的情況，社區的衝突不但難以減緩，甚至可能加劇。
當流浪動物群聚而造成當地居民的生活干擾、衝突時，民眾也可能採取法律途徑，希望透過民法或社會秩序維護法，來求償、希望餵養人負起責任，但往往面臨上述提到舉證與判定不易，甚至求助無門與徒勞無功的狀況；而透過廢棄物清理法或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希望遏止餵養行為的產生，卻也常演變成餵養人躲起來，往檯面下偷偷餵養。最終形成支持與反對方的輿論衝突，互告妨礙名譽，甚至虐待與毒殺等社會事件層出不窮。
「其實很多的動保案件都是人跟人的衝突啊，動物根本什麼都搞不清楚。」顏紘頤感嘆說道。
餵養導致的流浪動物群聚，常可能變成衝突對立的導火線。
衝突既然燒不盡，餵養為何吹不熄？
「如果今天包含我，所有的愛爸愛媽都怕了、都不餵食，狗還不是要生存？是不是就會去翻垃圾了？民眾一定會反應，那是不是又要全面抓了？那麼多你抓得完嗎？」臺南的黃愛媽痛心地吐露著許多餵養人共同的心聲。即便衝突不斷仍堅持餵養，除了不捨流浪動物可能慘遭餓死的淒涼命運，也堅信餵食著實能幫助減緩流浪動物造成的衝突狀況。
我的退休金三分之二都花在狗身上，很多生命需要我！我跟你的共同目標都是希望減少數量，可是我希望用人道的方式，這可以做到，需要時間。
黃愛媽強調，餵養並非許多人以為的十惡不赦，反而搭配誘捕抓紮，是能有效協助控制數量，藉由這樣人道的方式來減少流浪動物的產生。而過去面臨餵食地點可能引起的紛爭，她則選擇配合乾淨餵食，將餵食地點遷移至人煙罕至的隱密地區，並從晚上才進行餵食，避免遊客或民眾被嚇到；甚至，她也協助照顧當地民眾飼養的犬隻，盡可能地打好與在地的友好關係，卻仍很難避免衝突誕生。
「確實我很不想餵，我何必要被人糟蹋、錢又花那麼多？可是你不替牠出聲，牠們會更悲慘。」黃愛媽也明確指出，餵食、結紮讓流浪動物安身立命在一個區域與終老，是現行最好的解方；無奈多數人對於動物卻並不是那麼友善，甚至會羅織追車咬人等莫須有罪名、設法想將無害的動物趨盡、移除，她們能做的只有繼續捍衛這些動物。
面對紛爭，臺灣臨床獸醫師協會理事長蕭序諺則拋出另一種思考：「今天無止盡餵養，那數量怎麼會減少呢？做到不餵養的話，至少可以適度地維持這個數量不會增加太離譜。」從科學角度來看，餵養除可能造成動物群聚外，也可能使流浪動物的壽命提升，加上現行零撲殺政策下無法收容與移除，衝突情況只會有增無減；若是不餵，至少環境上仍有天擇協助抑制數量的激增，也能避免因過量而導致的公共安全風險。
然而不餵的難處在於，許多人認為這等於變相虐待動物。
餵養議題本身有道德性在裡面，因為餵牠是種利他的行為，不餵牠是為了人的方便，做限制時容易讓人聯想到這是為了人而剝奪動物的權利。
國立臺南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吳宗憲分析著，由於利他行為對餵養人來說有著強烈的動機及正當性，即便禁止餵養也無助於事，「餵養人只會覺得法律莫名其妙，還是照餵，更小心地不被發現，餵養地下化其實對問題沒有解決。」
除了民眾憐憫、慈悲的利他行為並不易因法律被嚇阻外，還有另一項因素，劉晉佑說道：「我們觀察到的是，我們沒有執法能力，全台灣的動物保護檢查人員加起來可能不到兩百位。」根據農委會估計，台灣目前至少仍有14萬遊蕩動物，還不包含不計其數的放養、未寵物登記之家犬，以及尚未摸清與獲得統計資訊的餵養者，面對龐大的流浪動物數量，相關執法人員的數量遠遠追不上；另也有另一個難題，「過去有沒有罰？有罰！有沒有抓？有抓！可是後來變成罰不怕、抓不到，如果我們用強力的方式只是讓人躲起來，就不用談管理、談改變。」劉晉佑也分享在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執行流浪犬數量控制計畫的經驗，與當地餵養人接觸中觀察到，餵養人大多選擇躲在凌晨時入山進行餵養，避免罰則及辱罵紛爭。
「餵養是很一刀兩面的東西，餵的話會造成一些困擾，不是每個地方都可以隨意餵養，但不做餵養的話，我們也很難做絕育減量啦！」新北市動保處代理處長楊淑方無奈說著，一如許多縣市動保機關的心聲——餵養，既愛又恨，實為現階段的大難題。在整體零撲殺後走向的大絕育時代，動保人力與資源有限的情況下，要執行大量的流浪動物誘捕與絕育，甚至後續管理，著實都需要餵養人相助配合，「我們在捕捉時很常需要這些餵養人去誘導動物出來，捕捉成效要提高，的確要與餵養人去做搭配。」李東融則提到，有一部分餵養人能達到乾淨餵養、協助抓紮，甚至後續的管理，做好在地族群量控管，但僅是部分。
「民眾騎車到處丟、每天丟，有沒有請過環保局來稽查？有啊！但稽查的難度高啊，變成你真的沒有辦法去控制這些人的餵養行為。」李東融也坦言，餵養對於地方政府來說另一個棘手之處在於，目前餵養並沒有明確的規範或依據。有些願意配合執行減量工作，但也不乏只想餵、只想清理廚餘的餵養人，儘管透過廢清法試圖想勸阻，但仍有取締蒐證的難度存在。
存與廢之間，餵養管理迫在眉睫
「如果你沒有一個規範，現階段對於餵養到底有沒有合理性，只能靠一個社會的腕力，就是我拳頭大我打贏你，我就不讓你餵啊！這時候容易發生糾紛啊。」顏紘頤律師強調，當流浪動物存在於街頭已經是既定的事實，與其兩造雙方開始咎責衝突是因餵養而起、是政府沒有好好處理流浪動物問題、是棄養人的問題等；不如去規範要怎麼餵養，或界定出條件讓餵養人遵守，降低可能的衝突發生。
我基本上是不滿意政府現在的管理方式，一方面又沒有立法，二方面又是很消極在管這個事情，這是不OK的，它是需要被改變的。
吳宗憲教授也提到，不做處理現況問題只會持續延燒，而衝突將越演越烈，最終動物、餵養者、在地民眾三方皆受苦。
「因為零撲殺政策之後，民眾對於這件事的感受性是越來越強的，身邊碰到流浪動物的機會越來越高了。」行政院農委會動保科科長鄭祝菁也直言，根據2019年的遊蕩犬執行成效管理地圖來看，全國縣市熱區的餵養人總數加起來多達151人，這些衝突頻繁熱點，確實幾乎都有餵養人的存在；而另一方面，地方主管機關所接受到的投訴、民怨更是從來沒少過，但現行除了廢棄物清理法之外，並無其他的法律針對餵養行為去做任何的規範。
再加上人力的不足，根據《動物福利白皮書》截至108年3月的統計，全國動物保護檢查員才136 人，而若從107年全年接獲民眾檢舉及自行稽查的案件來看，共有360,975件，平均每年、每人辦理各類動物保護申訴檢舉及稽查案件高達3,111件。
地方政府連要去找到餵養者，跟他們溝通這件事情目前都稍微有點困難。
農委會自2019年推動全國遊蕩犬管理精進措施，要求縣市政府建立遊蕩犬群聚熱點，可以發現群聚熱點多有餵養人存在。｜資料來源：遊蕩犬熱點執行成效控管｜繪圖：窩窩
當政府放任良莠不一的餵養型態存在於社會街頭，除了產生各式衝突而難以解決之外，也可能影響現有的政策推行。隨著零撲殺政策後，不論地方或中央政府都積極編列預算在流浪動物的絕育、減量計畫上，而農委會後續亦也逐年提高中央補助金額，期望快速達到目標，減輕各地籌措資源之壓力。而2020年度更預計推動友善動物保護計畫，希望從2020年至2023年期間，能強化零撲殺政策配套措施，共計編列中央公務預算7億8941萬元，地方配合款7,326萬元；儘管如此，鄭祝菁仍強調，若要做到有效絕育減量的強度，現階段的資源仍遠遠不足。
我們現在盡了全力正在做絕育，只是說做這件事時體會與發現，餵養者在裡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鄭祝菁提到，要執行流浪動物族群控制，有一很重要的關鍵在於地方資源的掌控、合作，「我們即使要去抓狗，沒有各方面的資訊提供，這些狗什麼時間會出來、主要群聚在哪裡，這些基本資訊如果在地不參與的話，政府做很多事情效度是會很低的。」鄭祝菁也分享到，一線動保機關在執行絕育減量工作，常面臨需要餵養人協助調整餵食模式、分享資訊，否則有些動物完全抓不到的窘境；另一方面單純餵食而不絕育，也會使得動物不斷持續繁衍，影響減量政策的進行。
面對這些狀況，若有條件的訴諸管理，或許可成為一個解套的方式。「我們是第一次敢來講這件事情，希望就是大家要討論這件事情，出發點是我們看到那些困難，也看到這些爭議，想要尋求一個可能的解決的方案！」鄭祝菁坦言，在目前整體行政量能皆非常有限的狀況下，餵養處理尤為關鍵。
若要處理餵養，訴諸管理會是一個好的解方嗎？而又應該如何管理？而管理後能解決什麼樣的問題？又有哪些困境是無法突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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餵養之殤（上）——一個餵養各自表態，飽餐是救贖嗎？
餵養之殤（下）——設條件、推入法、餵養管理可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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