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鳳頭蒼鷹。圖片來源:林文隆
記者|陳信安   編輯|蘇于寬

野生動物越來越常出現在台灣的城市街頭,夜鷹在頂樓育雛、白鼻心沿著電線爬入民宅、穿山甲循著排水道悄悄現身市區公園。我們以為這是自然與城市的美麗共存——但對動物而言,城市潛伏著更多不為人知的危險。


前一陣子,在白鼻心的公民科學社團「城市狸貓回報網」上,有人發現了一隻白鼻心的焦黑遺體。台灣大學昆蟲學系副教授曾惠芸說,這樣的事已不是第一次:「跑到電箱裡電死,這個狀況其實也發生過好幾次了。」而她也接續表示,

在市區,野生動物會面臨到的是跟原始環境不一樣的衝突。

遭到電擊的白鼻心。圖片來源:台中市野生動物保育學會

野生動物適應城市的新聞令人驚喜,但光鮮的「目擊」敘事背後,藏著大量我們未曾正視的隱形傷亡:路殺、窗殺、鼠藥中毒、遊蕩動物的攻擊⋯⋯這些不是人與動物正面衝突的結果,卻是人類造就的都市環境,對野生動物的間接傷害。

飽餐一頓的反面:路殺、窗殺風險

台中市野生動物保育學會長年在第一線進行救援,累積了大量物種傷亡的通報紀錄。在他們的觀察裡,都市環境對野生動物造成的生存威脅,並不亞於原始棲地。

學會的研究組長林文隆分析,「當牠們習慣(城市)之後,可以提供給孩子的是穩定的食物,斑鳩或什麼的食物品質還不錯,有好處,也有缺點。長期來講的話,我認為牠們平均壽命,應該會遠低於原始環境。」他描繪,城市的鳳頭蒼鷹吃飽喝足的下一秒,很可能就面臨撞玻璃、出車禍等,這些山區較不會發生的風險事故。


大安森林公園鳳頭蒼鷹「黃恩萼」因直播意外走紅,許多人透過牠認識猛禽育雛,但牠卻在一次穿越馬路時,不慎發生車禍而當場離世。圖片來源:台灣猛禽研究會

根據台灣猛禽研究會累計的救傷數據顯示,車禍、雛幼鳥落巢與窗殺,是牠們死傷的前三大原因。對此,林文隆也指出,學會自2010至2025年共有532筆鳳頭蒼鷹救傷紀錄,其中撞擊就308筆,占整體57.9%。再細分撞擊原因,71.8%為撞窗,27.9%為車撞。

都市裡建築玻璃帷幕反射出樹木與天空的倒影,鳥類無從辨識,全速向前卻撞上窗戶,輕則暈倒、骨折,重則當場死亡。「解決方法其實一點都不困難,你只要破壞那個倒影就可以了,」臺大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的助理教授林大利說,「困難的地方是,人要不要做這件事情?」

然而,窗殺問題對於鳥類相對具有防治解決策略,但車禍撞擊,卻很棘手。台灣猛禽研究會秘書長蔡岱樺坦言,「車禍這件事我們無解。」從A棲地到B棲地之間,可能隔著無數條人們已經爛熟於心、反覆經過的馬路,加上鳥類行蹤難測,使得路殺的發生呈現零星、點狀,就很難以設置警示標語等方式來有效預防路殺的發生。

這也不只是鳥類會面臨到的風險,白鼻心、蛇類等,在都市的通報救傷資料中,車禍因素也都榜上有名。林大利形容,

所以其實就會有一種生態陷阱的效果在那,雖然你覺得動物好像有一個新的棲地,那如果因為牠跟人行道、車道之間距離非常貼近的話,被路殺的機率相對來說也比較嚴重。

人類行為的間接影響不是總發生在顯眼地方

另一方面,窗殺、車禍,有機率發生在都市民眾的面前,但鼠藥等的問題則難被追蹤。

城市的環境與人為食物來源滋養鼠類增生,既使得人類反感、想要除而快之,卻也提供了動物覓食的機會;蔡岱樺指出,鼠藥並非吃一次就立即致死,而是需要累積攝入量後才會出現症狀,加上屍體必須夠新鮮採樣送驗才更為準確,且送驗本身也有條件、作業時程上的眾多限制,資料缺口極大:「所以我們也沒有辦法很具體的說前一年就是中毒的總量有多少。」即便如此,目前累積的數據已令人警覺——肝臟中的鼠藥殘留,在部分猛禽個體中相當普遍。

大冠鷲寶寶「鷲星」在線上直播中猝逝,多處出血不排除農藥或老鼠藥中毒。截自YouTube 鷹你而生

就算不使用鼠藥,轉而使用黏鼠板也會成為別種野生動物殺手——蛇類研究者、屏科大生物科技系及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教授蔡添順則根據高雄市的蛇類通報紀錄指出,蛇移動經過或是聞著獵物,例如老鼠、壁虎的氣味循線而至,踩上黏鼠板而動彈不得被救援,也是時不時會發生,「這個也是常常會有很高的死亡率,因為牠假如黏到黏鼠板上的時候,因為牠身體完全就是沒辦法動,那最後可能就會虛脫就死掉了。」

被黏鼠板黏住的眼鏡蛇。圖片來源:臺灣爬行類動物保育協會

除此之外,城市棲地的微變化對動物帶來的衝擊,更是難以被量化。

以市區來說,一顆巢樹要不見其實蠻快的,包括把樹冠枝條都修光,就不用想巢位要築在那;那褐根病擴散的行道樹,就容易破壞掉本來綠帶的範圍。

蔡岱樺如此說,不止可能讓鳥隻們找不到繁殖地點,也可能發生在育雛期間,成為牠們需要通報救援的原因,「有的是因為那個工人自己砍了樹,然後(幼鳥)掉下來,他就撿到。」

繁殖季期間的修樹可能導致巢位損壞、親鳥棄巢、雛鳥落巢等意外。而非繁殖季期的修剪砍伐樹木,也可能使本能作為動物使用的綠帶棲地消失。圖片來源:大安森林公園之友基金會

但修整樹木所帶來野生動物生存衝突,卻也是一項長年懸而未決的難題。蔡岱樺說明,鳥類繁殖季大約在春季,恰好與政府預算核撥和颱風前修剪的時程高度重疊,「建議下半年修會比較好,但是會計結帳、颱風,就會卡在那裡。」

類似的棲地變化也不僅止侷限在樹木等綠帶上,也包含構造的改變。林大利則提到,「屋頂型光電的擴展、普及,反而導致夜鷹沒有地方去,因為不能在光電板下面下蛋,太陽光照不到、胚胎無法發育,但也不能把蛋下在光電板上面,會滾下去,所以夜鷹就不見了。」

對此,曾惠芸強調,「當野生動物在適應這個環境(都市)的時候,有的時候是因為牠能適應,不代表這個環境真的很好。」野生動物在大眾沒有關注的目光下努力求生,直到繁殖下一代後等各式機緣巧合被發現,在這個時機點,或許我們更應該去釐清——「因為我們其實也不知道牠們真正面臨的(生存)問題是什麼,就要做(研究)這件事情去了解牠在市區有沒有面臨什麼問題。」

蔡岱樺也表示,「在進行一些環境的變化的時候,砍樹、除草、裝路燈等等事件的時候,那我們就會想辦法去跟在地主管機關去溝通,說看怎麼樣處理會比較好,他可能也不一定知道有一巢,或者是有鳥在那裡,有的時候是需要我們主動出擊。」從意識到野生動物存在都市開始,正視牠們在其中所面臨的風險,或許才能有改善的手段、讓牠們能在都市更安生的機會。

從藍綠帶到微小細節,決定都市野生動物能否安心留駐

要從根本降低都市環境對野生動物的威脅,研究者幾乎一致指向同一個方向:改善棲地連通性,包含藍帶(排水系統)、綠帶(樹木植被)的增加,減少牠們在移動時遭遇車與建築機會,讓動物有機會在樹冠層或植被帶中移動。

蔡岱樺以大安森林公園的螢火蟲復育計畫,作為一個意外成功的案例:「楊老師在大安森林公園復育螢火蟲,好處是有一些小小的水池,其實很多鳥都會去用。所以那些地方就會變成鳥很喜歡躲藏的地方,安心程度大加分,留在這個棲地的機率就會變高。」

大安森林公園內的螢火蟲。圖片來源:大安森林公園之友基金會

小水池、落葉層、複層林,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細節,卻是提升都市生物多樣性的具體方針。她也提醒,公園管理習慣將落葉清掃殆盡,土壤長期裸露,昆蟲與無脊椎動物就可能大幅減少:「昆蟲少了,那領角鴞就只有吃蟑螂⋯⋯大家可不可以忍受有些地方有落葉?有草長高一點?」

而以鳳頭蒼鷹為例,牠們需要的不只是一棵巢樹,還需要穩定的獵場、無毒的食物鏈、繁殖季不被干擾的寧靜。但公園樹由公園處管,水域由水利處管,鼠藥由環保局管,野生動物由動保處管;一隻鳳頭蒼鷹的生存需求,橫跨了至少四個不同局處的業務邊界。

台北市動保處的產業保育組黃俊儒組長也談到保育難處,組織分工上存在跨局處協調的根本困境:「我們有很多個機關都有在做這件事情,不只我們,水利處也有,公園處也有,但他們是針對他們的轄管地點,所以在整個保育而言,會有一個各自分工的狀態,程度就會不一樣。」

林文隆對此也有清晰的建議:

如果我們國家對都會生態學是重視的,一定第一個要跨局處——建設局要進來,農業局要進來,觀旅局要進來,教育局要進來。最少要跨這四個局。

建設局管修樹、農業局管物種資訊、觀旅局主導城市行銷,而教育局則應負責將這些知識落實到學校課程。

不過相較於這些政策大面向的執行探討,博威鳥控執行長杜昆盈則認為,民眾餵食行為也是一項在都市野生動物管理上值得被省思的議題。他指出,民眾提供的食物來源能吸引動物取食、造就族群的增長,但也會使不同物種群聚在一起覓食,增加疾病傳播風險,或者導致原生、外來物種之間的競爭,

這個原因也會害到原生動物以為可以在這邊繁殖,可是牠可能一直在消耗自己的族群,等於說牠只要新進來的原生種,就會被外來入侵種給排擠掉,就永遠都沒有辦法有新的個體,或者是健康的族群生長,有點像生態陷阱一樣。

保持「溫柔的距離」:尋求人與野生動物共存之道

都市化是不可逆的趨勢,野生動物進入城市也是。我們或許無法阻止牠們來,但我們可以選擇要讓這座城市以什麼樣的姿態迎接牠們——是用鼠藥、玻璃帷幕、整齊如刀切的草皮,悄悄消耗牠們;還是用一區落葉、一扇貼了防撞貼紙的窗、一個不驚擾幼鳥的陽台育雛許可決定,換來一個有機會讓彼此都活得更好的城市?

但困難的事情是,林大利認為來自於動物的不期而遇,

你其實很難預測說接下來哪一個生物會進到都市裡面,說真的我們不知道。從過往的經驗,一下黑冠麻鷺,然後一下子又是夜鷹,然後再換白鼻心跟台灣藍雀。牠們其實幾乎找不到什麼共同的特性,幾乎沒有。

曾惠芸也從台北市超過十年未曾進行系統性老鼠族群監測,直到近年媒體報導鼠患引發關注的現象表示,「我們很常都是這樣,只要沒有問題的時候大家都不會去管,一有問題的時候才發現,原來我們已經十幾年都不知道老鼠的狀況。」動物會有時空的變化,無論是數量與產生的衝突狀況,以必須維持一定努力量,去了解跟人接觸的這些野生動物狀態。

而跨局處的保育協調機制、系統性的都市野生動物監測固然重要,但在現實推進緩慢的困境下,林大利從更宏觀的角度指出,台灣目前最缺乏的,是把「認識身邊野生動物」這件事納入教育體系,「在不同的都市跟不同的國家之間,其實文化差異的影響也蠻大的,文化會影響法規,因為就會有民意嘛。有民意的話,你就要考慮說是不是在需要一些用法規來管理這件事情。」也因此,認識物種、知道各個不同野生動物習性特性,就成為一切起點,才有辦法去規劃最適合的管理、保育措施。

民眾在都市中發現的白鼻心野鄰居。圖片來源:古佳叡

不過相較於擅自餵食或刻意親近野生動物的行為,或認為牠們可愛、想帶回家照顧的方式,曾惠芸也明確表示,「所有的野生動物,在正常的狀況底下,其實我們跟野生動物本來就是要保持一個距離。」蔡岱樺對於這種「安全距離」則有更具體的描述:「一隻動物只要牠看到你,然後牠一直盯著你,就不做其他的行為——這時候就要退、找掩護物,先躲一下,如果牠能接受你的存在,牠就會開始做牠本來該做的事情,這時候就能再偷偷觀察。」

一種有距離的關注,遠方觀察、用設備記錄、通報數據、參與公民科學⋯⋯就算不認識,也能先查一查牠是誰,再決定要怎麼做。

「你如果確認這些野生動物跟我們都是合理的生活在這個空間上,那就變成說,我們先不要急著用比較激烈的手段來處理,先試著想想看有沒有其他更好的方式,」林大利說,「到現在這個時代,應該是更積極的去思考說,有沒有更好的方法,可以讓人跟野生動物都和平共存,然後彼此之間都不會產生太大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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