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張愷丰 編輯｜陳信安 設計｜楊詠涵、陳莉卉
去年3月不幸死於圍捕意外的東非狒狒，迫使主管機關、展演單位正視臺灣動物管理制度的沉痾。4月18日，林業署及自然保育署（下稱林業署）公開《野生動物保育法》修正草案，說明圍捕逸失保育類動物，耗費國家、社會資源，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將修訂該法第37條，要求飼主負擔捉捕動物的費用成本，並提升逸失罰則。
尚未確保這樣的做法能否有效防止動物脫逃前，現行的展演法規監督效果仍相當薄弱，致使管理品質不佳的展演場所持續存在、難以退場，究竟要如何敦促展演機構克盡己責，落實動物源頭管理？一般民眾可以發揮什麼樣的監督效果？
動物死亡以前：失靈的源頭管理
枉死於槍下的東非狒狒為保育類動物，受野保法管理，而飼主六福村在其脫逃後未主動通報，2023年3月新竹縣農業處便依野保法第37條註一開罰六福村5萬元的罰鍰。其後，林業署公開野保法修正草案，將逸失保育動物的罰則，由1萬到5萬，提升至3萬到15萬。林業署強調，這是為了要提醒飼主重視該負的責任，目前草案已過公告階段，待院會討論通過後，將送請立法院審議。
事實上，此次狒狒事件，也不幸暴露出臺灣長期失靈的動物源頭管理政策。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下稱動社）曾根據去年3月六福村盤點的狒狒數量數據，與林業署於2022年提供立委「全國登記飼養之保育類野生動物數量」資料對比，結果發現登記飼養數量與實際清點結果有所出入。對此，動社表示，「顯然主管機關及園方連最基本的保育類動物飼養繁殖數量，都掌握不清楚。」質疑若無法確實掌握飼養數量及種類，要如何確保動物是否有短少？以及是否有無法掌控的黑數可能被走私或進入繁殖買賣地下市場？
動社也強調，若展演場所沒有向管理單位提出繁殖管理計畫、確實填報動物管理表及查核，很有可能因無計畫的繁殖，造成園內動物密度過高、動物福利惡劣，甚至近親繁殖等情形。
六福村登記飼養的狒狒數量，與實際清點結果有所出入，顯示主管機關對動物源頭管理的缺失。資料來源：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新竹縣農業處。製圖：窩窩
監察院去年10月發布的調查報告也指出，野保法雖有明文規定飼養保育類動物應向主管機關登記，主管機關卻長期對動物數量缺乏掌握。報告亦引述專家說法：「開山產店的老闆持有的黑熊名義上一直沒死，因沒有基因鑑定或其他個體辨識文件，查核的公務員看到有一隻熊，數量對就檢查通過。」然而山產店一直持有熊掌與穿山甲的貨源，問其來源卻無法告知，即為狸貓換太子的現象。
監察委員因此提出質疑，公務人員在現地查核時，要怎麼確定動物數量的變化？當群體飼養時，又該如何核對數量？而登記的資料卡資訊，是否能發揮個體辨識的作用？此外，新竹縣政府也反映，現行關於飼養繁殖保育類動物的法規，在飼養場所、設備方面，未有明確的標準可供依循，加上要在開放展場鑑定動物種類與數量非常困難，難以落實個體辨識。於是監委建議，中央主管機關應評估「適當場所及設備」的指引可行性，強化此類動物的登記措施。
針對報告，林業署回應，已要求地方政府自行安排期程，進行轄區內的保育類野生動物飼養登記查核，此外也預計修正「保育類或具危險性野生動物飼養繁殖管理辦法」，明定主管機關查核動物飼養設備、註記情形的頻度，並參考縣市政府與各分署意見，明確化飼養規範內容。
註一：瀕臨絕種及珍貴稀有野生動物於飼養繁殖中應妥為管理，不得逸失。如有逸失時，所有人或占有人應自行或報請當地主管機關協助圍捕。又依據同法第51條，違反37條者，處新臺幣1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罰鍰。
晶片植入非唯一解，各種面向的展演動物族群管理
從東非狒狒的案例與監察院的調查結果，可以發現主管機關在保育動物的管理上，仍有許多待改善之處。而作為飼主的展演單位，當要照養如此龐大數量與種類的動物時，又是如何強化族群管理，落實個體辨識功能？
曾在民營動物園服務的陳先生（匿名）解釋，專業的展演單位絕對不會希望動物數量過多，除了飼養空間可能不夠，管理的成本也會大幅提升，所以族群的管理就相當重要，「你在進了一公一母的個體後，就要開始想，我這個環境有多大？最多繁殖多少隻？繁殖到一定量時，要怎麼把牠們隔開？」
展演單位在引入動物後，就要做好族群管理，避免數量過多，導致管理成本提升與動物福利受損（此為示意圖）。圖片來源：臺北市立動物園
臺北市立動物園（下稱北動）保育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曹先紹分享，以北動來講，大部分的哺乳類動物可以用植入晶片的方式，幫助個體辨識與追蹤。而除了晶片，動物的外表、行為、性別也可以是判斷個體的基準。此外，像昆蟲、淡水魚類等動物，因無法一一植入晶片，就會以群體管理的方式控制族群數量，「管理上你要知道，這一缸會活多久？會不會進入生殖期？產生後代的時間多少？」
「其實晶片打進去不是萬能的。」
曹先紹坦言，北動也曾遇過國外引進的動物沒打好晶片的狀況，此時就要根據過去的資料、外觀圖片等方式，進行身分的驗證。他也強調，目前的科技相當進步，甚至可以採集動物的DNA落實管理，並不是只有植入晶片一途可以選擇。
植入晶片僅是幫助個體辨識的其中一種方法。圖片來源：臺北市立動物園
縱然展演場所需負起動物族群管理的最大之責，但從六福村的案例也可看出，許多民營展演場所對動物的繁殖、數量無法清楚掌握，也成了實際發生動物逃脫前的一項隱憂。然而，臺灣的展演單位理應受到動保法下的《動物展演管理辦法》規管，作為主管機關的地方單位，在管理上又肩負什麼樣的角色？
新竹縣動物保護防疫所、動物保護課課長王楷婷解釋，以新竹縣為例，動保單位是動保所，審查展演動物的福利項目，是否符合法規與營運計畫書，包括展演時長、環境豐富化、餵食次數等。若展演場所飼養保育類動物，因其屬野保法主管對象，在數量管理上就會由野保單位森保科負責。
動物保護司（下稱動保司）副司長陳中興則說，展演動物的管理，一般會分為兩個環節。在引進動物時，先視其是否為保育類，若為保育類須先取得野保單位展示、飼養的許可，才能進入動保單位的展演。而因野保法為特別法；動保法為普通法，因此在保育動物的飼養上，野保單位會有優先管轄權，適用保育類或具危險性野生動物飼養繁殖管理辦法。
也就是說，一隻受展演的保育類動物，其福利狀況與數量盤點，分屬兩單位管理。
至於危險性動物具體指涉的是哪類動物？林業署自然保育組組長羅尤娟坦言，在條文上對於危險性動物沒有明確定義，因根據不同動物的習性、情境，其危險性都會有所差異，「現在還沒有明確說哪些動物是危險動物。」不過林業署也已廣蒐縣市政府單位意見，期望能做出一個定義或規範。
但現況有關野生動物的繁殖管理，主管機關的管制仍相當有限，林業署坦言，因野生動物物種繁多，故目前仍維持繁殖須事先申請許可的規範，強調依野保法31條規定，非基於學術或教育研究目的，皆不可進行繁殖。
動物的數量、福利狀況看似都有單位主責管理，但實際上因物種數量繁多、政府公權力有限，若要落實查核、盤點工作，對主管機關而言依舊是一大挑戰。
當飼養動物已成事實，卻難以妥善退場的動物展演
此外，現行展演法規的監督也有所侷限，致使管理不良的展演機構難以退場。經營社群平台「走近動物園」的版主蔡穎昌坦言，以臺灣現行的展演場所評鑑制度來看，其對照養動物的要求，僅是最低標而已。
「在這些評估標準下，你很難不及格，要嘛是糟糕透頂，才可能不及格。」
比如去年7月六福村便通過兩年一次的展演評鑑，獲得良級得繼續展演。
但翻閱會議記錄，可以發現六福村存在不少問題，像設施缺乏遮蔽、場地隔離效果不佳難以管理動物繁殖等。此外，六福村得到的71分，是良級中的最低分，顯示六福村雖通過評鑑，但確實有諸多待改善的動物福利項目。
審查委員建議六福村狒狒區增加遮蔽或夜間休息區，作為醫療、懷孕、分娩用途。圖片來源：動保團體
不過蔡穎昌強調，六福村在臺灣絕對不是低標，動物福利狀況更差的展演場所比比皆是，但若要求這些機構停業，不僅在執行上有難度，其飼養的活體動物流向也會成為一大難題。「之前麻豆的鱷魚王選擇停業後動物跑去哪？就是轉嫁給其他單位，單位如果一時不養，確實會有很多問題。」
麻豆鱷魚王曾被動團控訴飼養環境不佳，停業後的活體動物流向成為一大問題。圖片來源：台灣防止虐待動物協會
雖然現階段尚未有萬全的解決方法，但蔡穎昌相信，近年來法規的調適加上業者意識提升，相較於停業後留下一堆爛攤子，經由輔導逐漸提升園區水準將是更普遍的選擇。他引述報導者文章，說明張美阿嬤水豚農場，就透過修改營運計畫書、實施人數管制等方法，達到法規標準，「一路跌跌撞撞，還是獲得核可了。」
他也以英國的Living Coasts為例，提到這間在疫情期間停業的動物園，起初無人接收的動物將要執行人道處理，後來仍找到新的收容場所，「但這是建立在歐洲有大量動物園的前提，臺灣很難有同樣的量能收容所有停業場館的動物。」若臺灣真的有展演場所停業，又無人願意承接時，基於即時止損的觀點，這些動物恐怕還是要人道處理。
陳先生則認為，一些歷史悠久的展演場所，在成立時的時代背景、社會風氣與現在相去甚遠，很難馬上找到完美的解方，而臺灣的動物園圈子較小，若邀請國外的動物園學者或專家，或許能夠更客觀地監督業者。
法律管制有侷限，業內自律、遊客他律補缺失
撇除法規的約束，還有什麼方法能夠監督展演機構？蔡穎昌認為，若想改善展演場所的管理情況，提升內部動物的個體福利，或許可以由行業內部的自律達成。因為法規只能保障最低限度的要求，更細緻的照養評估標準，通常會是行業自行訂定。像台灣動物園暨水族館協會（TAZA）去年就開始幫各展演機構上課，教導其該如何飼養動物、動物福利、豐富化等概念。
蔡穎昌直言，其實目前臺灣的動物園仍是臺北市立動物園主導，掌握主要發聲權。而TAZA過去的能見度較低，到了近年才慢慢動起來，希望在六福村事件後，各大展演單位可以更重視防脫逃與管理的問題。他進一步說明，像臺北動物園因有加入歐洲動物園暨水族館協會（EAZA），獲得不少國際物種交換的機會，如越南鷴、非洲野驢等瀕危物種，而這就是加入行會的優勢。此外，血緣的交流亦能提升遺傳多樣性，對物種保育具有極大的貢獻。
但蔡穎昌也坦言，通常會想加入行會的動物園，本身就希望精進自身的管理品質，現實許多臺灣的觀光農場卻不在意這些內容，「絕大多數的觀光農場，想要斑馬大於非洲野驢，因為一般遊客不認識野驢，不會為了看野驢到動物園」。不過他仍期待TAZA能凝聚展演業者提升動物福利的經營共識，如透過課程告訴業者評鑑制度的重點，幫助其加強各項目的內容，「一切都很初期，可是至少有開始。」
非洲野驢在IUCN的保育等級極危，2015年北動透過EAZA物種保育計畫，引入3隻非洲野驢。圖片來源：臺北市立動物園
另一方面，人民動物福利意識的提升，也有助於監督展演機構。蔡穎昌表示，現今臺灣人對動物園的認知，就是可以和動物做很多互動的場域，像去泰國、日本可以抱著老虎拍照、任意餵食動物。但這樣的想像未必符合動物福利，甚至可能影響其健康狀況。
「動物園的好玩，不一定要建立在動物本身，可是臺灣還沒有跳出這一個框架，覺得要好玩就是要靠動物吸引人。」
蔡穎昌分享，以捷克布拉格動物園為例，在動物展區中央，就有設計一區岩石造景，供遊客攀爬嬉戲，營造氣氛外也與周遭的展示動物做結合，「這些好玩的東西，並不是一定要騷擾動物才可以達到」。
兒童在布拉格動物園展區中央的岩石造景旁嬉戲。圖片來源：蔡穎昌
然而，回想起十幾年前國內動物園有些遊客還會偷餵動物，蔡穎昌認為現今民眾的素質確實有所提升，且世界各地的動物園典範，皆驗證了動物園兼顧遊客觀賞需求與動物福利的各種可能。因此，他依然期盼未來能看到臺灣展演機構的進步與改變。
陳先生也說道，最大的監督還是人民，「法律都會制定得很好，可是執行法律的人會不會按照這個標準，其實很難講，」從整體的社會氛圍、人民認知去做改善，才有可能營造更優質的展演環境。他建議民眾可以透過社群、顧客意見等方式，提出有建設性的評論，敦促動物園精進管理品質。
動物園的管理效能，攸關到每隻展演動物的福利，而法律的管束有所侷限，真正健全的展演環境，仍有賴行業內部的自律，與社會大眾的進步意識。
儘管展演場所的動物福利狀況，仍未臻完善，但依然被主管機關、大眾檢視著。相比之下，私人管領的珍奇寵物，卻存在法律定位模糊不清、源頭流向不明等問題，當這些珍奇寵物逃脫時，可能對社會帶來什麼影響？該如何規範飼主避免逸失？將於下篇完整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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